这些年，我读过不少跟“高效教学”相关的书，但习惯思维总是无法跳出狭隘的“课堂”，总是习惯性想着那句曾经响当当的口号：“向四十五分钟要质量。”当我把陶继新老师的《高效教学的道与术》（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）这本书看完的时候，细细思量我曾经的思维误区，有种恍然大悟之感。许多人理解的“高效教学”更多地是从狭义的角度，着眼于固定空间、固定时间内的教学质量，而陶老师的《高效教学的道与术》已然突破了固有“课堂”的局域，向更广远的时空蔓延，他已经将研究的视角定位在一个人一生的学习生活工作的“高效”，让我第一次从广义的角度思考“高效教学”的内涵和外延。

    作为教育工作者，陶继新老师一直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讲台上；作为记者与专家，他又一直奔波在路上，采访全国各地的局长以及校长、老师、学生、家长等。30多年来，他走了600多所学校：从改革前沿的深圳到千年古都北京，从教育大省山东、浙江到西南的云南、贵州。每到一处，他或是讲课，或是采访，从大学教授到小学教员，从享誉教育界的名师大家到小有名气的青年后辈……他一直在和校长、老师、学生、家长交流。在一路行走中，他敏锐地捕捉到大家对“高效教学”的解读存在一定的误区，发现大家对“高效教学”的研究过多地放在“术”的方面，而事实是，“教学”是否“高效”，更多地取决于“道”。

    采访中他发现，一个学校领导如果关注师生的“教”与“学”的生命状态，并且有研究有突破的话，那么全校的教学都将是高效的。说到底，“高效教学”的秘方不在表层的教学“设计”之上，也不在看得见的教学“方法”之中，陶继新老师以记者与专家敏锐的目光发现了“冰山”之下的秘密：教室的氛围，学生学习的内驱力，以及师生关系的融洽和谐等要素。

    采访时的所见所闻将陶老师的思维触角伸向时间深处：古今对比。

    也许我们从来没留意过“学堂”和“教室”的区别，古代称学生学习的地方叫“学堂”，而今称为“教室”，细细琢磨，认真玩味，一字之差，内涵竟有天壤之别——前者强调“学”为主，以学生为主体，学生多读多说多写；后者强调“教”，以教师为主体，老师多读多说多写。现在因为过于强调“教”，所以就过多地在“教”上下功夫，从而忽略了“学”的研究。

    实际上，学生的“学”之高效，受知识背景的影响，这知识背景就包括了广泛的阅读和丰富的生活阅历，而深谙其道者必能引领师生走向高效的康庄之道。诸如陶继新老师在书里记述的“大课程大教材”之系列人物：山东潍坊市潍城区青年路小学的韩兴娥老师，每学期用两周时间上完一册小学语文课本，其他时间带领学生学习《中华上下五千年》《论语》《老子》《史记》等文化经典；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的孙双金校长，用“国学经典”“诗歌经典”“儿童文学经典”构筑小学语文的三块“大石头”，拓宽根基，解决小学语文教学的“少慢差费”问题；山东附属中学的赵勇校长，在学校开设了各类特色课程，如“赵说红楼”“孔子课堂”等；如天津中学国赫孚校长，在学校开设“岗位体验和社会观察”等综合实践活动课程，让孩子在体验中成长。

    反省自身，在追求“高效教学”的时候，我们是否过于注重“小”而忽略了“大”，以至于连“小”也丢掉了？这让我想起“取法乎上，仅得其中；取法乎中，故为其下”的警训。我们过于追求狭小课堂中的“高效”，过于着眼于“教学”中的方法和“应试”中的技巧，最终连“下”也难以得到。

    在书里，陶继新老师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，故事的主人公是云南省文山州一中的钟子俊校长。他曾辞去副县长职务并竞聘上岗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共有8个县，全部是国家级贫困县，共约350万人。钟子俊校长走马上任那一年，该校高考一本上线人数只有51人，最高分是587分；现在该校一本上线人数达500多人，比10年前增加了10倍；以前升入本科的学生比例约30%，现在约90%。

    虽说不能单纯以高考升学率来衡量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，但它确实是一项重要指标，尤其对于贫困山区的学校来说，升学几乎是山里孩子走向更广阔天地的最佳路径。那么，钟校长是如何激发教师乐教、学生乐学的呢？教师的“教”、学生的“学”为何如此高效呢？他的管理智慧是什么呢？我一遍又一遍地在文字中穿行，寻寻觅觅中，不由感叹一句：遵循天道，心生万法。生命的成长是人之渴求，遵循于此的管理，何愁无效？

    故，唯有遵循生命成长之道而设的“教学”，方能“高效”。读完此书，我忽然想起王国维的“学问三境界”：当我们为了“高效教学”的具体策略而上下求索，为一招一式而衣带渐宽时，蓦然回首，有那“道”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。是啊，生命成长之道不在喧嚣浮华处，“高效”只垂青沉得住气、静得下心的人。

    （作者单位：广西百色高级中学）